孙丹林/文
我与孙传芳、吴佩孚都有深厚友谊，对于孙、吴结合情形，知之较详。现将孙传芳与吴佩孚貌合神离之关系，蛛丝马迹，加以追述，借供历史研究工作者之参考。
直皖之战前后的亲密无间
五四运动时期，吴佩孚驻军衡阳，为了收买人心，扩大直系军阀的政治影响，他时常与直军三个混成旅长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等拍发电，响应全国学生关于收回青岛及胶济路权的正义呼声；有时还联络一些散处各省的鲁籍将领，联名通电，以壮声势。当时，在湖北的鲁籍将领，除王占元资历在吴以上，未便在吴佩孚之后列名通电而外，其余如孙传芳、寇英杰、宋大霈、潘榘、赵荣华等，都曾列名于吴佩孚领衔之通电，而奔走联络之责，则由孙传芳任之。吴佩孚每派代表夏麟书前往湖北活动时，必致函孙传芳，借资联络。孙亦不时与吴通讯，表示亲善。
1920年春，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归，途经汉口时，孙传芳特由宜昌赶来欢迎，并代表王占元及湖北各将领，在一江春番菜馆招待吴佩孚。我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亦被邀参加，宾主皆大欢喜。
直皖战后，我回蓬莱原籍省亲，吴佩孚叫我绕道武昌、南京、杭州等处，代表他与王占元、李纯、卢永祥等接洽联络。为了进一步结好孙传芳，并叫我代他向王占元保举孙传芳为师长。他说：“湖北当南北之冲，为北洋门户，地势非常重要；但湖北督军以下高级将领，都是旅长，一旦战事发生，督军不能分身时，各旅长互不所属，势必指挥失灵，贻误戎机。遍察湖北旅长中，孙馨远（孙传芳之字）资望最高，与督军关系亦最深，你见王子春（王占元之字）时，可以代表我保孙为师长，以收指臂之效。”我到汉口时，孙传芳正在长江上游。他托宜昌关监督魏宗莲赶来汉口，在大智门车站迎接，并陪我到督署晋见王占元。当天，王占元设宴为我洗尘，魏宗莲亦在座。席间，我转达了吴佩孚的意旨，保举孙传芳为师长，王占元表示同意。几个月后，北京政府就任命了孙传芳为第十八师长。
这一时期，孙传芳与吴佩孚的交谊，可谓亲密无间，但不久外汇配资服务门户即行破裂，貌合神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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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湖北地盘结下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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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七、八月间，湘鄂、川鄂之战相继发生。湘军进攻湖北时，王占元委派孙传芳为前敌总指挥，统率湖北各部队对敌作战。由于武昌、宜昌、钟祥、沙市、富池口等地曾经先后发生兵变，鄂军士气颓丧不振，一经接触，即遭惨败。王占元连电总统徐世昌告急，徐命曹锟调派直军援鄂。曹锟见有机可乘，借着湖北人士所提鄂人治鄂的口号，派遣属于鄂籍的萧耀南，率领所部第二十五师开往湖北，以援鄂为名，抢夺湖北地盘。萧耀南临出发时，曹锟在保定光园召见了萧，叫他到达湖北后伺机变，挤走王占元，然后由他继任湖北督军。萧耀南率部抵鄂后，坐视孙传芳之失败，观望不前，终使王占元被迫辞去湖北督军的职务。他下台以前，并将自己兼任的第二师师长让给了孙传芳。北京政府旋即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兼任两湖巡阅使。从此，湖北地盘便归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范围之内了。
直军援鄂虽已见诸明令，而吴佩孚则驻在洛阳，迟迟其行，直至王占元下台五六天后，才亲自出马，去到武汉督师。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则因他平日尊王占元为老乡长，深恐山东同乡把逼走王的责任加于他一人之身，致遭物议；二则他与赵恒惕已有约定，待他一到武汉，湘军即行撤退，用以增加他个人的威望。孙传芳神经灵敏，对于曹锟、吴佩孚巧取湖北地盘的阴谋，洞若观火，极为不满，尤其对吴佩孚之不念友谊，恨之特深。因此，在连吃败仗之余，托词患病，前赴武穴，住了医院，不与吴佩孚见面，并说：“此仇必报，后会有期。”
王占元下台以后，吴佩孚为了弥补他同孙传芳的裂痕，曾电北京政府保举孙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孙对成见很深，仍然托病不出医院。
吴佩孚抵达汉口后，赵恒惕并未履行他与吴约定的诺言。直军靳云鹗部曾在汀泗桥与湘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湘军刚刚败退，而川鄂风云又紧，宜昌危急。吴佩孚旋乘楚振兵舰由汉口驶往宜昌，击败川军，结束了这场战争。这时，吴佩孚又派人几次向孙传芳敦劝，孙才离开武穴前来宜昌见吴，就任了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吴佩孚打败川军以后，我来到宜昌。吴对我谈及孙传芳负气问题。我认为孙仍可收归吴用，不可交臂失之，于是自动访问了孙传芳。见面以后，我谈到上年代表吴佩孚向王占元保举孙为师长的经过。孙说，王督原拟在上年7、8月间发表他为师长，因为吴的保举，心怀猜忌，反而推迟了三四个月。言次对吴并不感激。我俩随即谈了当时形势，我说：“直皖战后，子玉（吴佩孚之字）驰骋中原，声威赫赫，但不久必将发生直奉战争，届时你务必助他一臂之力，借机取得一省地盘，整军经武。然而吴之为人，战胜而骄，骄则必败。人事有代谢，吴败之后，正是你应运而兴之时。就目前论，你对吴仍须降心以从，以待良机。”我还劝孙送兰谱给吴，并派一亲信人员常驻洛阳，交欢于吴，孙本人亦可亲往洛阳一行，以示“矢死靡他”。孙传芳很同意我的意见，立即握手道谢，并送我一汉密电本，希望常常通讯。我回去以后，向吴陈述了孙传芳愿言归于好的意思，吴佩孚亦即吩咐秘书处缮写兰谱一份，送交孙传芳，两人结成了异姓兄弟。可是孙、吴之间貌合神离的关系，并未有所改善，不过彼此互相利用而已。
吴佩孚返抵洛阳不久，孙传芳即专程来洛，谒吴联欢。吴的传达处长白聘卿，卑鄙无耻，不仅向孙索要官衔名片，还勒索门包，孙忍气取出10两银票，才得进入吴的司令部。吴佩孚照例举行普通宴会，为孙洗尘。当时我亦陪座。吴的性格不善酬酢，席间仅向孙询问了川军在长江上游的情形和鄂军在施南、巴东、秭归一带布防的状况，表现得不很热情。当晚，我劝吴主动邀请孙传芳派他的结盟兄弟王金钰常驻洛，并聘为两湖巡阅署参议，月给车马费300元，以相笼络。吴允于照办。
孙传芳向吴表示，暂不回长江上游，拟先到天津谒王占元，再代表王前往关外张作霖处报聘，借以查看张的动静，吴亦首肯。孙传芳抵天后，张作霖设宴招待，关外将领孙烈臣、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韩麟春等都入席相陪，并由以上诸人轮流欢宴，曲尽东道之谊。逾日，张作霖又陪同孙游览奉天的名马，是张的坐骑，雄健绝伦，孙传芳赞不绝口，张立将此马并带中西鞍鞯各一副赠送给孙，孙逊谢未受。由此可见，张作霖待客之手段，远非吴佩孚所能比拟。孙传芳返抵洛阳后，告诉我说：张作霖人格道德不及吴，而气魄器量则过之。孙这次在洛阳勾留一周，才回宜昌防地。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孙传芳电嘱王金钰随吴佩孚北上。过了几天，又加派一陈参谋去到前线，以观察战况，随时具报。我与白坚武亦住保定光园。我深知孙传芳机警猜疑，举棋不定，不便贸然与吴联系，说道：此次战役，直军胜利，可操左券；孙亲率第二师全体将士开来前线助战，请战胜之后，河南督军，非孙莫属。孙接到我的电报，总持怀疑态度，经我一再电催，他才勉强派了一团兵力开到武胜关，并不参加前线战斗。战事结束后，北京政府任命冯玉样为河南督军，这时孙传芳才后悔不听我的劝告了。
直奉战后，吴佩孚通电各省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的意见，意在驱逐总统徐世昌下台。我代孙拟一应吴的通电稿，并偕同王金钰、白坚武联名电请孙传芳照稿拍发。孙传芳发出通电后，齐燮元亦通电响应。未几，徐世昌就被迫退位了。
不久，吴佩孚保举孙传芳率第二师援闽，准备使他继任福建督军，而孙传芳则徘徊趑趄，不愿开往边疆。他住在天津，表示消极，经白坚武连电敦促，晓以利害，孙方才离部就道。当时我丁艰在籍守制，回洛后曾以此事询问白坚，白说：孙传芳勇猛沉鸷，类似三国时代之马超，不宜在中原各省安置。孙、吴之互不信任，亦可概见。
1924年9月，江浙战起，齐燮元军在安亭、黄渡挫败。吴佩孚急电孙传芳率部入浙，以拊卢永祥军之背，并指定由仙霞岭进军。孙传芳占领浙江后，尝对人言：由仙霞岭入浙，不啻邓艾之偷渡阴平，吴子玉孤注一掷，置我于险地，思之犹有余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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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战争发动后，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军大败，吴佩孚曾电孙传芳迅速来援，孙则不愿投入漩涡。是时我在汉口，忽接萧耀南的参谋长张国溶来电话，邀往督署一谈。到达后，萧耀南以两事相托：一是托我代他草拟讨冯吴的通电稿，另一事则是请我迅往杭州，致秦庭之哭，面促孙传芳派兵北上援吴。我连夜草成电稿，翌日即约同曾任山东财政厅长之曲革新，乘吴淞号江轮赴宁，由宁登车去杭州。到上海车站，遇张允明，我劝他率所部全旅开回汉口待命援吴，并说吴如挽回败局，我必从旁赞助，使他的部队扩编成师，张当即率部返鄂。我然后同曲革新搭乘由孙传芳的驻沪办公处长宋雪芗代洽的专车到杭州。
我们住在西湖新新旅馆。我用电话向督署通话，副官长章某告称，孙传芳与王金钰外出游山，归期不定。翌晨，我去督署，孙、王仍未归来，询问章副官，知萧耀南及宋雪芗都有电报给孙。我以孙传芳故意避往湖山深处，怫然不悦，当将此行使命，请他转报孙传芳，如孙不愿见，决不勉强。下午，章来电话邀我再去督署，见孙时王金钰亦在座。我迳陈来意后，孙佯作对吴关切之态，问吴现在何处，我说可能在天津，孙认为天津非久居之地，我说这就需要你速派军队往援了。孙、王随即邀我去到烟室，就榻密谈。孙、王对卧，不吸烟，坐在孙侧。孙说：“浙江局面粗定，人心未附。夏超居心叵测，陈仪、周凤岐亦非嫡系，须留卢香亭监视，只孟昭月旅驻在上海，必要时可调赴徐州一带，听候子玉调遣。”我以远道而来，不便再促，就此告辞。
吴败后孙另辟途径
不逮。我认为吴无再起可能，作秘书长亦难胜任。孙对吴拟由分而合，亦可想见他的穷途末路了。
不久，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被刺身死，孙、吴貌合神离之关系，从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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