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站在咸阳宫的高台上，俯瞰着脚下这片归于一统的土地。六国已灭，天下已定。他宣布，自己从此以后不再叫王，要叫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个词。
没有人意识到，这一刻背后藏着一段长达八百年的血泪史。
从一个被杀戮、被奴役的没落家族，到天下共主。秦国走过的路，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漫长、曲折，也都要残酷。
你可能知道商鞅变法，可能知道长平之战，但很少有人会追问那个更根本的问题：秦国，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得从一场战争的失败者说起。
血仇与起点——那个被杀死的先祖
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结束了。
周武王的联军势如破竹，商王帝辛的军队在野战中全线崩溃。帝辛跑回朝歌，爬上鹿台，自焚而死。商朝，就这样完了。
周武王进城之后，先砍下帝辛的首级挂在旗杆上示众，然后开始清洗商朝的亲信重臣。
其中有一个人，叫恶来。
恶来不是普通臣子。他的父亲叫飞廉，父子两人因勇力过人，长期侍奉商王，是商纣的心腹重臣。周武王不可能放过这样的人。于是，恶来被杀。
《史记》的记载非常简短：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就这八个字。
但这八个字，藏着秦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起点。
恶来死了，他的家族就完了。整个家族从贵族变成奴仆，被迁移到宗周地区，受周王室管制和役使。曾经在商朝叱咤风云的嬴姓一族，就这样跌入了历史的尘埃。
有意思的是，恶来的父亲飞廉当时正在北方出差办事，不在场，逃过一劫。飞廉还有个小儿子，叫季胜，他的后代后来成了赵国的先祖。这也是为什么秦赵两国在史书上经常被称为同宗——他们确实源自同一个祖先的两支后裔。只不过一支往东走成了赵，一支往西挣扎活下来成了秦。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秦国和周王室之间，从一开始就有血仇。
你奴役了我的家族，我的后代有一天会来收账。只是那时候，谁都不知道这个有一天要等多久。
要搞清楚秦国的来龙去脉，得先把这个家族的根说清楚。
秦国先祖的血脉，上溯到颛顼帝。颛顼的后代孙女叫女修，她的后代里有个叫伯益的人，因为协助大禹治水立了大功，被舜帝赐了嬴姓。
嬴姓从此就是这个家族世代相传的姓氏。
伯益之后，到了夏桀时代，这个家族出了个叫费昌的人。费昌看出夏朝药丸，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进谏，结果夏桀不听，还要治他的罪。费昌提前得到消息，举家出逃，投奔了正在崛起的商汤。
费昌后来给商汤驾车，在鸣条之战中帮助商汤打败夏桀，商朝就此立国。嬴姓家族因此在商朝站稳了脚跟，《史记》说得清楚：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一代接一代地辅佐殷商，这个家族地位越来越高，成为商朝重要诸侯。
然后，商朝灭了，一切归零。
飞廉的儿子恶来被杀，家族被俘，从诸侯变成奴仆，从高台跌入泥地。这就是秦国的起点：不是分封，不是赏赐，而是一场屈辱的失败。然而正是这种屈辱，埋下了日后复仇的种子。
马厩里的翻身——从奴仆到诸侯的漫长等待
恶来死后，他的后代在周王室管制下过了几代人。没有封地，没有爵位，就是干活的人。
《史记》没有详细记录这几代人的生活，史书对失败者向来吝啬笔墨。我们只知道，恶来的五世孙叫非子，住在西北边陲的犬丘（今甘肃天水一带）。
非子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本事：养马。
他不只是普通地喂马，他是真的懂马。经他手养出来的马，个个又肥又壮，膘肥体健，跑起来虎虎生风。当地人都知道犬丘有个非子，养马是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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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传到了周孝王的耳朵里。
周孝王那个时代，北方的戎狄隔三差五南下骚扰，打仗就得靠战马。战马不够，仗就没法打。周王室的马政是国家大事，优秀的养马人比金子还稀缺。
周孝王把非子召来，命他去汧渭之间（今陕西宝鸡一带）主管畜牧，专门为王室养马。
非子没有辜负这个机会。没几年，马匹数量大增，而且每匹都养得雄峻有力。《史记》用三个字概括结果：马大蕃息。周孝王每年来视察，次次满意。
然后，一件事情发生了，彻底改变了嬴姓家族的命运。
周孝王决定封赏非子。《史记》的原话是：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就是说，把秦地赐给非子，让他接续嬴氏的祭祀，称为秦嬴。
秦国，就这样诞生了。不是因为战功赫赫，不是因为开疆拓土，而是因为一个人会养马。
你可以觉得这段历史有点讽刺——这个后来灭掉六国的帝国，起点是一个马夫的封赏。但历史就是这样，任何伟大的起点都可能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此时的秦国远不是诸侯。封地不足五十里，在周王室的体系里属于附庸，连列席诸侯大会的资格都没有。这和齐、鲁、晋那些正经诸侯比起来，差得太远了。
非子之后，秦国历代君主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对抗西戎，扩张领地。
这个任务听起来简单，做起来要命。西戎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散布在西北各地的诸多游牧部落，今天打跑一支，明天又来一支。秦国的边境，就是一条永远在流血的线。
秦国第四位君主秦仲，直接战死在西戎的战场上。这不是比喻，是真的死在了战场上。秦仲的儿子秦庄公继位，继续打，最终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注意，还不是诸侯，只是一个大夫。
打了几代人，死了那么多人，换来的只是一个大夫的头衔。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努力不一定有回报，机遇才是决定性的。
真正的机遇，在西周灭亡的那一刻到来了。
这段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周幽王，褒姒，烽火戏诸侯。
周幽王攻打褒国，得了个冷美人褒姒，爱得神魂颠倒。为了博美人一笑，废了王后和太子，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为太子。这一操作，直接把申后的父亲申侯逼成了敌人。
褒姒不爱笑。周幽王费尽心思哄她，有一次点燃了烽火台，诸侯们以为敌人来了，纷纷率军赶到，结果扑了个空。褒姒看到诸侯们惊慌失措的样子，笑了。
周幽王大喜，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点烽火，就为了看褒姒笑。诸侯们被骗几次之后，彻底不信了。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大举进攻镐京。周幽王慌了，点烽火，无一诸侯来救。镐京被破，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
这场乱局里，秦襄公抓住了机会。他率兵参与救援，并在战后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史记》记载：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就这一件事，秦国正式成为诸侯，享有与齐、晋、燕等国同等的地位，可以互通使节，参与诸侯会盟。
要知道，秦国此前打了多少仗，秦仲甚至战死在西戎战场，秦庄公立下大功也不过被封为西陲大夫。打仗打死人也没得到诸侯之位，护送平王东迁这一件事就拿到了。
一个机遇，胜过百年拼杀。这是秦国历史教给我们的第一课。
称霸西陲与百年沉沦——秦穆公的荣光和之后的黑暗
秦国成为诸侯之后，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把岐以西的土地真正打下来，把戎狄驱逐出关中，把都城迁到雍城（今陕西凤翔）。
这段时间里，秦国一直在打，一直在流血，一直在扩张。没有人替他们写史书，历史记住的往往只是最后的结果。
直到秦穆公出现，秦国才第一次真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秦穆公在位期间（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光时刻。
他东进，想参与中原争霸。但晋国挡在东边，是一座绕不开的大山。秦晋之间的恩怨情仇在春秋历史上堪称一部长篇连续剧——时而联姻，时而开战，时而互相利用，时而刀兵相见。
秦穆公几次东进都受挫，最终改变战略，掉头向西。他重用了一个叫由余的人才。由余原本是西戎的使臣，秦穆公硬把他留下来为己所用。就凭着由余献的计谋，秦国消灭了西戎的12个国家，将版图向西扩张了千余里。
《史记》的记载是：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周天子知道了，专门派召公过来贺喜，还送了金鼓。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意味着秦穆公正式被认定为西方的霸主，跻身春秋五霸之一。秦国第一次站上了春秋顶级强国的位置。
但是，秦穆公死的方式，给秦国留下了一个致命的诅咒。
秦穆公死后，实行人殉制度，大量人才被活埋陪葬。其中最有名的三个，是当时秦国的栋梁之才：奄息、仲行、针虎，号称三良，是秦国最优秀的臣子。就这样活活埋了。
《诗经》里有一首诗叫《黄鸟》，就是秦国人为这三个人写的悼词，充满了愤怒和悲痛。
人才一死，秦国就像抽掉了脊梁骨。此后的继承者，一个不如一个。秦国在春秋末期迅速衰落，东边被晋国压制，版图缩水，地位下滑，几乎沦为边陲弱国。
这种衰落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中原诸侯不把秦国当回事，朝会不邀请秦国，外交上像对待蛮夷一样对待秦国。秦孝公后来颁布《求贤令》，开篇就痛陈这段历史——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秦穆公之后一百多年，秦国历代君主乏善可陈，有的甚至靠权臣把持朝政，国内内乱频发。
真正开始力挽狂澜的，是秦献公。
秦献公年轻时因为宫廷权争被迫出走魏国，在魏国流亡了将近三十年。这三十年，他亲眼见识了魏国变法之后的强盛，看到了制度改革的力量。公元前384年，他回国即位，立刻开始动手改革。
第一件事：废除人殉制度。这个杀了秦穆公时代那么多人才的陋习，终于被废掉了。
接下来是一系列改革：编制户籍，推广县制，扩大商业活动，把国家治理的网络铺到基层。这些措施的意义，在于把国家资源重新组织起来，为之后的大规模变法打下基础。
军事上，秦献公也有斩获。《史记》记载，石门一战斩首六万魏军，这是秦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胜，连周天子都派人来贺喜。秦国重新有了扬眉吐气的底气。
但秦献公的历史意义，更多在于铺路。他做的那些事，直接为儿子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秦献公打下的基础，商鞅推行变法时会遭遇更大的阻力，整个历史进程都可能不同。
没有秦献公，就没有商鞅变法的顺利推行。这一点，常常被历史教科书忽略。
变法图强——商鞅与秦国的历史性转折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
他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继承的是一个依然偏居西陲、依然被诸侯轻视的秦国。但这个年轻人，心里憋着一口气。
继位第一年，他就颁布了那道著名的《求贤令》。这道诏令的语气，在古代君王的文书里极为罕见——它不是高高在上地宣布，而是坦诚地示弱，真诚地招揽。
《求贤令》大意是：秦穆公那时候我们多强，后来四代昏君把家业败光了，三晋抢走了我们的河西之地，天下诸侯都蔑视我们。我每想到先君，就痛心疾首。谁能告诉我怎么让秦国强大，我就和他共享秦国。
这份真诚打动了一个人——卫鞅，也就是后来历史上称为商鞅的那个人。
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第一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帝道，也就是尧舜那种仁德之治，秦孝公听着听着打起了瞌睡。
第二次，商鞅改讲王道，周文王那种礼乐之治，秦孝公还是不感兴趣。
第三次，商鞅讲霸道。秦孝公这才来了精神，听得聚精会神。
第四次，商鞅直接讲富国强兵。秦孝公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去，两个人聊了好几天，毫无倦意。
这段相互试探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问题：秦孝公要的不是道德，不是文化，而是实力。他要的是立竿见影的结果，要的是秦国能打赢、能强大的方法。商鞅给出了他的答案。
公元前359年和前350年，商鞅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变法之一，核心内容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富国、强兵、集权。
废井田、开阡陌——土地可以私有，可以买卖，打破了延续数百年的土地制度。农民种地有了激励，粮食产量上去了，国家税收也随之增加。
奖军功、废世卿——不管你是谁家的儿子，只要在战场上立功，就能得到爵位和封赏。原来靠血统世代荣华的贵族体系，被彻底打破。秦国军队从此有了一种恐怖的战斗意志：打仗就是为了升官，杀人就是为了封爵，每个士兵都是积极主动的猎手。这种军功爵制度，是秦军战斗力超越六国的核心秘密。
推行县制、实行连坐——国家的触角直接深入到基层，每一个人都被纳入国家管理的网格。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让秦国能够高效地调动全国资源，无论是粮草、兵员还是劳役，都能在最短时间内组织起来。
《史记》记载了变法推行十年后的结果：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敢于为国打仗，不再为私利争斗。这不是夸张，这是制度力量的直接结果。
商鞅变法得罪了大量旧贵族。秦孝公在世，商鞅有保护。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了，商鞅的靠山没了。
新王秦惠文王继位。旧贵族们立刻反扑，给商鞅扣上谋反的罪名。商鞅出逃，但已经无路可走——他推行变法时颁布的法令，让他连住店都成了问题：没有身份证明不得住宿，而这正是他自己立的规矩。
最终，商鞅被捕，被车裂而死。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死了，商鞅的法还在。秦惠文王杀了商鞅，却没有废除变法。因为变法带来的强大，已经让整个秦国尝到了甜头，没有人想回头。人死法不废，这是商鞅变法最大的成功。
六世积累，一统天下——从强国到帝国的最后冲刺
商鞅之后，秦国进入了一个持续积累、持续扩张的时代。
《过秦论》说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但如果把秦献公算进去，其实是八代君主的接力。每一代都在往前推一步，没有一代是躺平的。
秦惠文王杀了商鞅，但继承了商鞅的遗产。在他手上，秦国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灭巴蜀。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兵南下，攻灭巴国和蜀国。从此，秦国版图向南大幅延伸，成为战国七雄中版图最大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巴蜀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秦国有了这片大后方，粮食和资源的供给能力远超其他六国，这是后来长平之战那种几十万人规模战争的物质基础。没有巴蜀的粮仓，秦国打不起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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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在位只有四年，却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攻占宜阳。
宜阳（今河南洛宁）是中原的战略要地，控制着崤函通道。秦国东进必须过这里，不拿下宜阳，秦军就永远被堵在函谷关以西。
公元前308年，秦军攻打宜阳。这一仗打了五个月，秦武王亲自督战，最终攻克宜阳，斩首韩军六万人。
宜阳一下，函谷关以东的中原大地对秦国敞开了大门。秦国可以北攻燕赵，东伐魏齐，南下攻楚，战略主动权彻底握在秦国手里。这一仗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秦昭襄王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足足在位五十六年。在他手上，秦国打了无数仗，最重要的一场，是长平之战。
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对峙。这场战争的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双方投入兵力加起来超过百万。
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计，临阵换将，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了老将廉颇。秦国则秘密换上了白起。
结果，赵括率四十万大军出击，被白起包围断粮，最终全军覆没。《史记》记载，白起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这个数字在历史上争议颇多，但有一点不争议：长平之战打断了赵国的脊梁。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单独抗秦。六国合纵抗秦的最大希望，就此破灭。
公元前247年，秦王嬴政继位，年仅十三岁。
此后，他先忍，后发。公元前238年亲政，铲除嫪毐，罢免吕不韦，把权力完全握在自己手中。
然后，他开始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
秦国的战略很清晰：采用远交近攻，先联络燕、齐，稳住楚、魏，集中力量先灭弱国，再各个击破。同时，以重金收买六国权臣，从内部瓦解敌国，使各国无法形成有效的合纵抗秦。
时间线排列如下：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燕，前221年灭齐。整整十年，六国尽灭。
在这场战争中，秦国的人才战略同样关键。秦国从来不在乎你是哪国人，只要你有本事，就来。商鞅是卫人，张仪是魏人，范睢是魏人，李斯是楚人，白起是秦人，王翦是秦人，蒙氏家族是齐人——来自各国的人才，在秦国体制下各尽其才。这种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是秦国相对于其他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之一。
公元前221年，嬴政自称始皇帝，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天下归一。
八百年，一个家族的逆袭
配资排行平台从恶来被杀，到嬴政称帝，这中间隔了将近八百年。
八百年，是什么概念？比整个大明王朝还要长，比汉朝加唐朝的时间还要长。
在这八百年里，秦国经历了奴仆、附庸、诸侯、强国、霸主、帝国这六个阶段，每一步都走得艰难而坚定。
很多人喜欢把秦国的成功归结为商鞅变法，这没有错，但不完整。商鞅变法是加速器，不是起点。真正让秦国能走到最后的，是一代代君主的持续投入，是制度的不断迭代，是人才的不拘一格，更是一种绵延数百年不曾中断的进取精神。
秦国从未出过真正让国家倒退的昏君——这或许是它与六国最根本的区别。从秦献公到秦始皇，这几代君主没有一个放弃过进取，没有一个满足于现状，没有一个觉得到此为止就够了。
反观六国，并非没有能人，并非没有变法，但要么变法不彻底，要么君死法废，要么内部权争不断。赵国有廉颇李牧，楚国有屈原，魏国有吴起，但这些人要么不被重用，要么被猜忌排挤，要么被迫出走他国。
历史从不偏爱任何人，它只偏爱准备得最充分的那个。
秦国准备了八百年。
所以是秦国外汇股票配资开户，统一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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